尤金·奥凯利坚信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CEO。
他通过冥想和不断地追问内心，感觉自己正越发的“随心自在”，并且在抵达生命的“完美”。他正在经历一次人生挫折。但他觉得自己从挫折中所获甚多。他学会了更加注重当下，也不再想要刻意去划分家和工作的界限。在高尔夫之外，他开始喜欢上了滑雪，这项运动同他会计师的性格并不相符。它是一项确定性没有那么强的运动，滑雪者需要依据地形而动。“滑雪允许犯错误。滑雪更加宽容。在滑雪场上，你可以屡屡犯错，但是你还能滑出佳绩。”尤金·奥凯利说。
他对现实的感知变得更加细腻。他也因此更加喜欢现实了。在打高尔夫球时，“我喜欢风拂松梢的感觉，就像海风掠过水面和海洋一般。我还能闻到松树沁人心脾的清香。百鸟盘旋，鸣声嘤嘤，红蓝相间的羽毛无比艳丽。”
他反问自己：“如果在之前的生活中，我能够让这种随心自在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一些，结果又会如何呢？在生活的每一天都能随心自在，又会怎样呢？我会因此而丧失在商界的成功吗？”他的结论是：“当年如果能有现在的觉悟，那我就能成为一个更加出色的主管。”他相信自己会更加有创造力。
看上去他已经成功得不能再成功了。当时他已是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毕马威的首席执行官，管理着超过两万名员工。当美国总统希望邀请一些知名的CEO到白宫做客时，他必定会在那个名单里。每天排在他日程中等待和他会面的，都是商业大亨和知名公司的CEO。他们或者是他的朋友，或者是他的客户。
现在他发现了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CEO的方法，或者说哲学——唯一的问题在于，此时距离他的生命结束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或者更少。他的大脑被医学无法治愈的肿瘤占据了。
身患癌症商业精英俱乐部的另一名成员安迪·格鲁夫的经历则是另外一种类型。他以一种充满怀疑的精神浏览了他能找到的几乎所有关于前列腺癌的论文。白天他照常工作，工作间隙就给这个领域的权威医生们打电话。“晚上，我阅读医学论文，总结论文中的数据，或将不同文章中的数据进行比较……一开始，那些论文混乱得让人吃不消。但我越往下读越清楚，就跟我30年前学习半导体时一模一样。这多少在我的这次挺吓人的经历中，增添了一种奇怪的乐趣。”安迪·格鲁夫说。
他比较了两种治疗方法的优劣：手术和放疗。以科技企业家特有的方式，他以概率的方式来计算公认的首选治疗方法——手术的效果，要知道他可是戈登·摩尔的搭档。“如果我没有囊外扩散的话，数字表明假设给我做手术的医生很棒，我10年内的复发率只有15%。如果有囊外扩散，我在相同时间内的复发率达60%，而我又有60%的可能性属于后者。这表明我10年内的复发率为40%，这个比率并不让我满意。”安迪·格鲁夫说。
他和15位医生和7位患者认真交谈过。那些医生分别是不同疗法的主张者和施行者，那些患者则在实践中采用了不同疗法——有时他会有些恼火地发现，患者和医生的说法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比如在对手术治疗法后遗症的描述上，患者表示苦不堪言，而医生则宣布大为成功。他抱怨说这种现象绝对不会出现在他所处的行业。
在拜访了主张放疗法的医生之后——他还需要在放疗的几种方法之中再做比较；他将两种治疗方法写在纸上，他称之为他病情的资产负债表，然后从中选择了“聪明弹”放疗法——这种治疗方法采用将高剂量种子短期植入体内后取出的疗法，它使人可以计算并控制放射性种子在体内的时间。
然后，他颇有些自得地说：“一共加起来，我只请了3天假。随后，大概过了两个星期，我就一切正常了。然后，体外放疗阶段开始了。作为补充治疗，共做28天，每天只不过几分钟的事儿，却实在很麻烦……让我最恼火的是，我的体重增加了。”
安迪·格鲁夫这段抗击癌症的经历非常著名。他把自己患上前列腺癌的故事发表在了《财富》杂志上。在那本著名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他也专门用了一章来讲述这个故事。他的传记作家理查德·泰德罗开玩笑说，得知自己的老板因为前列腺癌也只请了三天假，英特尔的员工们都不好意思因为感冒请假了。史蒂夫·乔布斯在获悉自己患上癌症之后，就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了安迪·格鲁夫。安迪·格鲁夫陪了他两个小时，并且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李开复则介于这两者之间。和安迪·格鲁夫一样，在接到医生关于自己患上四期滤泡型淋巴癌的宣判之后，这位在中国大陆最知名的商业精英之一也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式。他通过互联网访问医学网站，来确认自己的病情的严重程度——他得到的结论是医生关于一到四期的分类方法并不科学。他通过这种方式重新找回了乐观。乐观，这是成功的创业家和成功克服癌症的患者都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
当然，他和安迪·格鲁夫一样战胜了癌症——科普作家和医生悉达多·穆克吉称之为“众病之王”；而尤金·奥凯利和史蒂夫·乔布斯很不幸地都没有成功。不同的是，安迪·格鲁夫非常自得于自己只请了3天假，然后用了28天时间，“我挺过来了。不再有什么激素反应啦，放疗啦，午睡啦”。在放疗后3周，他按照日程表在日内瓦95’电信大会上做了他称之为“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李开复则用了17个月才回到创新工场位于北京中关村[0.00% 资金 研报]鼎好大厦的办公室。在此前的17个月时间内，他只能在台北通过视频来参加创新工场每周的会议。而且，即使是在回归之后，他仍然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调整。他声称自己只会用一半的时间在工作上。他希望像安排好工作一样安排好压力和健康。
和尤金·奥凯利一样，李开复重新发现了“生活”这回事儿。他的感官在被重新打开。现实向他呈现出除了“成功”之外的其他美好。2月13日在北京的家中同包括《财经天下》周刊在内的媒体交流时，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几个月前我去朋友家里，一进门，觉得他们家的桂花好香，家里布置得好漂亮。我说你这个躺椅真棒，家里布置得这么好，让人很想去躺一躺。他说我家一直是这样啊。我说，你家不是刚装修吗？他说你来过我家好几次了，你怎么会这样说？你以前是不是都不太关心这些？每天脑子里在转，创业啊，投资啊，30分钟了还没发微博啊，谷歌发生危机了，来了个什么人啊，是不是你现在终于可以闻到桂花香了，可以看一看风景了？”
脸上长满包包的汪华当时坐在李开复旁边。在李开复缺席北京创新工场的17个月时间里，汪华是创新工场在投资方面最重要的领导者。他以聪明和不修边幅著称。李开复看着汪华对大家说，你看，这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这是免疫力低下的一个表现。不过，他马上补充说：汪华可以放心，这不是带状疱疹，我现在能够认出带状疱疹。在被确诊患上癌症之前，李开复也曾患上一次严重的带状疱疹。
李开复在台湾养病的17个月中，创新工场合伙人汪华主导了创新工场的投资。
他甚至开始谈论自己从前是不是过于“功利”。他开始重新思考通过自己的几本书传递出去的价值观：最大化影响力、做最好的自己和世界因你而不同。
3周之后，3月5日，《财经天下》周刊在创新工场北京的办公室内再次专访了李开复。卡夫卡说，疾病是一种恩惠，它给我们提供了经受考验的可能性。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尽管确定地知道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尤金·奥凯利仍然认为疾病是生命送给他的礼物，而且他将自己在病中的感悟写了下来。安迪·格鲁夫战胜了疾病，同时他也将自己的患病经历发表了出来，先是在《财富》杂志，接着是在自己那本畅销书《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同样，李开复也没有避讳谈论自己的疾病，以及疾病给他带来的改变。
当然，这场疾病在17个月前刚刚宣布时引发的轰动效应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停止。这不仅仅是因为李开复的身份，他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商业世界的面孔之一，也是微博上影响力最大的公众人物之一；不仅仅是因为这场疾病毫无预兆的突如其来和李开复在疾病面前表现出的谦卑；也不仅仅是因为这场病要让创新工场离开李开复单独运转一段时间，而且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段时间会延续多久——这同样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一家突然离开了其创始人、CEO、形象大使和精神领袖的机构必须单独运转，它如何保持团队的士气、正常运营甚至要在空前激烈的竞争中不落后于对手；还因为当时复杂肃杀的舆论环境，这种环境让李开复的病也显得不那么单纯。
而在他离开的这17个月中，他早已看到的科技创业和创富的疯狂劲头并未平缓。中关村一条被命名为创业大街的街道开始广为人知，并且变成了创业精神的符号；阿里巴巴在纽交所的公开上市刷新了IPO融资额的历史，并且让这家公司成为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BAT三巨头尤其是腾讯和阿里巴巴在以买下中国互联网的劲头进行大扫货似的收购；包括陌陌在内的新的移动互联网公司闪亮登场；小米成为了全世界估值最高的未上市科技公司；围绕着移动端的争夺越发激烈，微信和支付宝关于移动支付的战争，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的烧钱之战（然后它们又在情人节那天宣布合并了），美团和大众点评的竞争；新兴的公司正在比赛着发布17个月前可能难以想象的融资额，然后也有人争论说其中有些公司在融资额上作假……因此，我们对李开复的访问当然也不可能不谈及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毕竟，他是中国互联网世界最有发言权的观察者之一了。
